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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小故事党风廉政小故事（1）：
刘少奇的廉洁故事
１９４２年麦熟的时候，大树村熊老爹家隔壁住下了一个高个子、约莫三十来岁的干部。这干部到村后，每一天晌午，拿张报纸到熊老爹菜园里去看。逢着熊老爹没事，他就唠家常，还帮着熊老爹薅草。日子久啦，比一家人还亲。熊老爹心里可乐呵呵的，逢人就夸，说他懂穷人们的心思。
一天，这干部到熊老爹菜园里来买菜。熊老爹正在摘黄瓜、刨小葱，忙得团团转。这干部二话没说，就帮着熊老爹一齐摘，一齐刨。待把菜弄好了，才从袋里摸出一卷票子递给熊老爹，说是菜钱。熊老爹一看，就动了气，两手一推，说：“同志啊！你这就见外啦。自己种的，还能说要钱？你三天两头地帮俺弄地，别说你来拿，俺送也得送给你呀！”这干部见老爹高低不肯要，就坐下和老爹磨蹭了一会儿，只好拿着莱走了。
到了傍晚，熊老爹想吸袋烟，摸着烟袋里有卷东西，不像烟丝。掏出一看，嗨，还不是那票子！熊老爹气又来了，冲着他老伴说：“这个人，他高低给钱，我高低不收，他又把钱放在我的烟袋里啦！”说着，就要给送回去。大娘说：“别啦！天不早啦！再去抹黑碰门的，惊动人家。明儿待他来看报，再给他不得啦？”这老爹才把票子叠了又叠，放进贴肉的小口袋里。可巧，打从这天起，熊老爹在家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但再也不见那干部来看报了。到了第四天，熊老爹等不及了，就出门找去。才出门，就见村上三个一堆儿、五个一圈儿地谈得正欢。老爹上去一打听，都说那干部就是刘少奇同志。三天前就走啦！
这一下，可把个熊老爹乐坏了。他一口气奔回家，捏着那一卷票子，对老伴说：
“你晓得这卷票子是谁的？——刘少奇同志的！”当下，熊老爹就叫老伴给他小褂上缝个口袋，缝在左襟靠胸口的地方。他把票子装在小口袋里，袋口又别了根儿别针。
打从这天起，熊老爹那件褂子再也不离身了。干活热了，别人对他说：“老爹，热啦，把褂子脱了吧。”熊老爹说：“我不热，我褂子上有宝贝。”累了，别人对他说：“老爹，累啦，歇会儿干吧。”熊老爹说：“我不累，我褂子上有宝贝。”这卷票子就一向靠在熊老爹的心上，从没离开过。
党风廉政小故事（2）：
孔繁森廉洁小故事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忙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党风廉政小故事（3）：
周总理廉洁从政小故事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
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情绪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状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推荐，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此刻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能够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必须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剩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一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必须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职责。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忙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情绪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之后，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立刻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必须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状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就应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能够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样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党风廉政小故事（4）：
毛泽东的廉洁故事
据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回忆，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于赣南、闽西之间，毛主席行军，战士们沿途没见他骑马，可部队中的伤兵、病号、掉队的战士们都骑过他的马。虽说毛主席是前委书记，但他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
1932年，红军打到漳州，警卫员住在毛主席那里。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主席发现他盯着他的袜子看，就把脚一伸，说：“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但是再不能换袜底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主席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貌。毛主席行军中惟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部队并不是没有像样的毛毯，但是他硬是不要。
此刻想想，那时的毛主席已是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
党风廉政小故事（5）：
一贫如此
南宋大臣张浚因与奸相秦桧政见不和，被贬往湖南零陵做地方官。他出发时，带了几箱书随行，有人诬告他与乱党有关系，结果被高宗检查书信和破旧衣物，高宗叹息道：“想不到张浚贫守到如此地步!”很可怜他，于是派人骑快马追上张浚，赏赐他黄金三百两。古代廉洁小故事6：两袖清风的于谦
明朝名臣于谦居官清廉。一次，朝廷派他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理解。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证明心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指百姓)话短长。”
党风廉政小故事（6）：
历史家训重廉洁
在封建社会里，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为官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者屡见不鲜。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家训重廉洁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颇值得这天的为官者学习借鉴。
东汉的乐羊子在路上拾到一个金饼，回家后告诉了妻子。妻子说：“有志人不喝‘盗泉’水，廉洁人不吃施舍的食物，何况拾到别人遗失的钱财呢？”乐羊子听了十分惭愧，立刻把拾来的钱丢到野地里去了。乐羊子离家外出学习，刚去一年就跑了回来。妻子问其原因，乐羊子说：“想家啊！”妻子听了就拿刀走到织布机前对乐羊子说：“这布从一根丝开始织到一寸，从一寸织到一丈、一匹。这天如果中途割断这机上的线，那就前功尽弃了。学业如果半途而废，跟这个道理又有何不同呢？”乐羊子受到了感动，回去完成了学业，七年没回家。乐羊子在外求学期间，他的妻子在家辛勤劳动，奉养婆婆。
刘歆是刘向的儿子，年少得黄门侍郎要职。刘向及时写了《戒子歆书》教子为官。他引用董仲舒富有哲理的名言，引用齐顷公成功失败的故事，要求儿子牢记历史教训：“深处要职，在道贺声中，要保护清醒头脑，兢兢业业处理政务，建立功勋，切不可恃高官显位，骄奢淫逸，走一败涂地的道路。”
晋代的陶侃幼年丧父，家中贫穷，其母湛氏靠纺织供养他读书，并教导他结交比自己强的人。晋武帝晚年，陶侃在县里当小官，掌管捕鱼的堰。一次，他送给母亲一锅熟鱼，湛氏很不高兴，批评他说：“你在外当差，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是不孝顺，反而使我为你担心啊！”陶侃听了母亲的教诲，十分后悔，此后再也不敢占公家的东西。之后，陶侃成为一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与他母亲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
南梁的徐勉曾任黄门侍郎、吏部尚书，权重位显，是南唐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其父徐融也任过国相，可谓世为显宦。但他一向牢记古训，清廉正直，不用职权之便经营产业，甘居贫素。他认为给后人留下精神遗产要胜过万贯家财。他在诫子书中明确告诫儿子“以清白遗子孙”，教育儿子要继承清正廉洁的家风。“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籍先代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耳，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这则教子篇为世人所传诵。
唐朝监察御史李畲的母亲，做人清白廉洁。一次李畲差手下人把领的俸禄米送回家，他母亲让人把米量了一下，竟比应得的数量多出三石。她问为什么米多了，令使回答说：“给御史量米时照例是不把冒尖的部分刮平的”。她问应付多少脚钱，令使说不收钱。李母听了十分生气，就付了脚钱，又把多的米送回去，并为此责备了李畲。李畲追查了管米仓的官吏，按法律问罪。各御史听说这件事，都感到很惭愧。
宋代的包拯以刚正不阿而闻名古今。他立下家法告诫后世子孙，书文立碑规定：“后世子孙凡做官的，若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人，活着不得入家门，死了不得葬到祖宗坟地。”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宋朝的欧阳修在《与十二侄》中，教育做官的侄子，在公务面前要“尽心向前，不得避事”，即使临难赴死，亦应勇为。并告诫侄子为官守廉，禁购官府的物品：“欧阳氏自江南归明，累世蒙朝廷官禄。吾今又蒙荣显，致汝等并列官常，当思报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亦自佑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缺此事。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欲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守此为戒也。”
历史上王吉休妇的故事广为流传。王吉年轻的时候在长安求学，东边的邻居家种了一棵大枣树，枝繁叶茂，伸到王吉家的院子里，王吉的老婆就从树上摘枣子给王吉吃。王吉之后明白了，十分生气，休掉了老婆。东邻听后，心中过意不去，砍掉了这棵树。邻里都称赞王吉的品行，编出了“东家有树，王阳好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的歌谣。
历史上有个叫李际阳的人在外做官，家中的李母听说儿子居官不爱财，只为百姓服务，欣喜快慰之余写了《遗子弟书》。她用从古以来有志之士都是竭尽全力为别人服务的事例鼓励儿子效法先贤圣哲，继续廉洁奉公，兴利除弊，“更当勉力多为”，“只要认得理真，力所可为”，不要顾及外人非议而终止。她告诫儿子：“行后不见一信，某多疑人也，这番我心甚挂牵，不比往时。昨闻人云：尔不好钱，只是以身借人，似乎不得时人欣羡，我心窃喜，但恐非尔所及也。”在“千里为官只为财”的封建社会里，李母教子做官莫贪财，教子尽心公务，为民众多谋利的精神，实在难得。
党风廉政小故事（7）：
唐朝宰相卢怀慎的故事
唐朝的宰相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十分简陋。他当官以后，身份高贵，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但是他对待亲戚朋友却十分大方。
他在东都（洛阳）担当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但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宋璟和卢从愿经常去探望他。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上，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遇到刮风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挡。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十分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两个人必须会当官治理国家，皇帝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有所懈怠，这时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必须要记住。”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候，以前写了一个报告，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皇帝看了报告，对他更加惋惜。
安葬卢怀慎的时候，因为他平时没有积蓄，所以只好叫一个老仆人做了一锅粥给帮忙办理丧事的人吃。玄宗皇帝到城南打猎，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骑马去询问，那人回来报告说：“那里在举行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正在吃斋饭。”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并因此停止了打猎。
另外人们传说：卢怀慎去世时，他的夫人崔氏不让女儿哭喊，对他说：“你们的父亲没死，我明白。你父亲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各地赠送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肯理解。他与张说同时当宰相，如今张说收受的钱物堆积如山，人还活着，而奢侈和勤俭的报应怎样会是虚假的呢？”到了夜间，卢怀慎又活了，左右的人将夫人的话告诉了他，卢怀慎说：“道理不一样，阴间冥司有三十座火炉，日夜用烧烤的酷刑来惩罚发不义横财的人，而没有一座是为我准备的，我在阴间的罪过已经免除了。”说完又死了。
注: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卢怀慎的儿子卢奂在广州作太守时，不为当地的奇珍异宝所动，能持续清廉节操，也受到当时人的称赞。玄宗嘉其美政，为其写有赞词：“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
党风廉政小故事（8）：
一张借条
交通局副局长姓名，单名一个“正”字，刚好同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包拯同名，但是音同字不同，包副局长是正直的正，包公是拯救的拯。包副局长今年五十有三，再两年就要退下来了，目前老婆在司法局工作，儿子大专毕业后开了家电脑公司，一家人其乐融融，生活相对安定。
上星期六下半天，包副局长同夫人从菜场买菜回来，走到家门口发现摆了一只小小的纸箱，虽然包装并不考究，但看得出来是一件礼品。作为一名勿大勿小的干部，包副局长也时时会收到一些礼品，但一般送礼品都是亲自上门，今日咋会来了个无名礼品呢？副局长拎起礼品盒一看，上面写着：包副局长亲收，落款是：内详。再拎拎份量，重顿顿。
俩夫妻把盒子拿到屋里，一时为难了：因为此刻社会上五化八门事体经常有听得到，说勿定这只盒子是敲诈信、毒品、甚至爆炸品也有可能。讲到那里再来简述一下包副局长为人，从部队副营级转业到地方已经将近廿年，由于勿善于交际，不打麻将、不沾烟酒，勿上歌舞厅，所以连朋友也勿多，也有人分析其为了样样勿爱好，所以当来当去只能当副职。当副职其实也有好处，做勿了大主意，得罪人缺，也勿想啥好处，包副局长认为自己既然与历史上名官名字差勿多，在行为上也要差勿多，尽了一个共产党员本份，工作上也说得过去。此刻眼眼叫弄出一只勿明勿白礼品盒，俩夫妻商量以后决定等儿子小强回来再讲，此刻后生总比上年纪人脑子活络。
等到儿子回家，天已经暗下来了，一家人作了周密安排，思考到了各种可能，虽然包副局长没啥仇人，但不得不防。最后决定由包副局长亲自打开盒子，由夫人在旁边准备三条湿毛巾，万一打开是毒品用来闷嘴巴，儿子抱了一床被头，如果是爆炸品么准备扑上去。一家人准备妥当，副局长当过兵，一眼也勿紧张，只见其上前慢慢解开盒子，里面是一只小盒子，再解开，露出了黑色的一瓶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瓶雀巢咖啡。再把咖啡打开里面掉下来二张纸条，一张是手写借条，上面写的：今暂借人民币现金壹拾伍万元，待后归还，借款人：包正。2006年4月4日。另外一张是打字条：包局：借条归还，借款一笔勾销，有关工程承包的事您看着办吧！我是谁您就应有数。
看着自己亲手写的借条，包副局长呆了，夫人也呆了，儿子更加呆了。因为包副局长最近正主管一个投标项目：投资二仟万修一条公路，三天后就要开标了，为了这次竞标，有关的十几个工程队想尽办法来打通关节开后门，因为这可能是包副局长任职期间所管的最后一个大项目，所以一些工程队也是脑筋动足，方法用尽。此刻应对这张借条，包副局长在老婆、儿子复杂的目光中把自己关过了房间……
三天之后，工程如期开标，由包副局长亲自主持，经过公开投标，一家名为“入云建筑有限公司”的单位中标，并且当场签约。会议结束后，包副局长请参加会议的有关部门领导、公证人员、其它工程队老板留步，作了一点说明，并且拿出了这张十五万元的借条：各位，这是一张看起来是我亲手写的借条，上面的金额是十五万，被借的单位就是刚刚中了标的入云公司，而且是4月4号下午三点钟的的确确在本市某工商银行用现金支付的。入云公司为了得到这笔业务动足了回扣的脑筋，违心愿地付出了十五万钞票，我看在座的许多老板在参加各类投标竞标时或多或少地也可能采用过种种类似的方法！我这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为啥收了回扣而且还堂堂皇皇把工程交给其做呢？这不是我贪脏枉法吗？勿是！这是入云公司配合反腐败立功，所受到的奖励！
原先自从那天接到莫名其妙的借条后，包副局长就对借条的来源产生了怀疑，因为其绝对没收过这笔钞票，更勿会出这种借条，当天就报了警，警方根据状况对所有参加投标的公司进行了调查，没一家公司承认有这回事，而且信誓旦旦讲，如果勿相信能够查帐。
只有入云公司肯配合，而且带给有关依据，因为这家公司已经吃尽了这种非法竞争的苦头，这次警方一调查立刻用心配合，很快查到了借条的来源。原先这借条出自包副局长儿子小强之手，其因为参加地下六合彩赌博，输掉了几十万钞票，无处可借时，就想到了老爸这颗摇钱树，人家都讲有权勿用过期作废，其根据自己对父亲笔迹的了解程度，采用模仿、复印、粘贴等手法，向有关参加投标的公司打电话要回扣，其也晓得这些公司即使付了冤枉钞票没中标也勿会话出来，因为还有下笔生意要做，勿敢交怨，这样既利用父亲名声收钞票，而又勿会出马脚，退一步讲即使被发现，父亲肯定也是拳头打出外，手板挽进里，没没落算了。想勿到小强这次如意算盘彻底破产，入云公司全部交待，包副局长大义灭亲，经过公安部门核实验证作案事实，小强电脑公司被查封，本人因诈骗刑事拘留，所有冒名非法骗来的资金，按有关规定赏还。
这就是：当代包拯，大义灭亲，共产党本色，廉政扬美名。
党风廉政小故事（9）：
牛玉儒：一位市委书记的政治遗产
25岁当公社党委书记，32岁拥有副厅级职衔．48岁任省部级高官——牛玉儒最清楚，手中不断加重的权力该怎样用。
2004年8月14日．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因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消息传来，老百姓扼腕痛惜。
谋事不求官
1996年11月。牛玉儒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的位子调任包头市长。这是一次“平调低任”。人们纷纷议论和猜测：犯错误了领导不喜欢了他却不以为然。
当时国企改革和社保事业发展进入攻坚时期，包头有很多企业不愿意交社保金、养老金。牛玉儒说．在保障民生问题上不能患得患失．并采取有力措施，使企业的社保养老金收缴从过去不到50％提高到93％。曾任市长助理的道尔吉说．“这个人正直啊，他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中从来不回避矛盾，敢负责。”
到2000年9月．包头市完成的居民楼房建设面积相当于前46年的总和．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0％，当年获评“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并在2002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
与牛玉儒共事十几年的任亚平说，只要给他一个岗位，他就十分珍惜手中的权力，“他总是竭尽所能把事情办好”。
用权于民
2003年4月的一个傍晚，呼市新世纪广场．一位中年人招手上了王玉海的出租车。“他让我随便走，我以为是外地人呢。”王玉海说。他说是新来的市委书记。他问我哪条路最堵车，道路就应怎样拓宽
“牛书记抓城建不搞花架子，他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来装点。”从包头起就与牛玉儒共事的孙建华说。
牛玉儒的骨灰从北京运回呼市那天．清晨6点有不少市民等在路边；葬礼那天下着雨，出租车司机、退休工人等3000多市民自发赶来，聚集在吊唁厅门外。
牛玉儒曾被亲戚视为“绝情”：步步升迁，他从未用手中的权力给家人谋过利。他的5个兄妹除了二妹在包头．其余都在通辽老家。两个妹妹和妹夫先后下岗。
“伯乐相马”的标准
牛玉儒从不隐晦自己的用人原则：手脚干净，想干事，能干成事。他对干部的任用标准也是从“事”上看起。北京支援内蒙古的博士团成员张伯旭现任呼市挂职副书记。曾任北京市电子办副主任的张伯旭．原本是到呼盟挂职当副市长，却被牛玉儒“截流”了。牛玉儒说要把电子信息产业打造成与乳业、电力鼎足的呼市支柱产业．张伯旭被牛玉儒的胆识所打动。很快，张伯旭与台湾建鼎集团洽谈，引进了初期投资20多亿元的汉鼎光电项目。预计明年投产，并在当年实现产值80亿元，2006年实现产值200亿元。
2004年4月26日．牛玉儒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等待手术。他要求节日长假期间手术，“能够少耽误点工作。”
8月10日．牛玉儒开始昏迷。他最后一次睁开眼睛是在一个早上．妻子谢莉在他耳边轻轻喊：“玉儒．八点半了，要开会了。”他竞猛地一动．睁大了双眼。
清廉家风
呼和浩特市原市委书记牛玉儒同志的事迹传遍了长城内外，他的思想和行动令人深受感动。尤其是他清正廉洁、不享特权的高尚行为更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
很多同志在学习牛玉儒先进事迹时深有体会地说，牛玉儒能勤政为民、鞠躬尽瘁，成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与他的清廉家风是分不开的。
牛玉儒的父亲是一位正直的老党员，儿子当了“大官”还不忘提醒儿子。一次，老人看了京剧《铡包勉》，心有感触，忙给牛玉儒写了一封信：“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只有你当了领导，必须要清廉，像包公一样，堂堂正正!”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牛玉儒为民谋利、清正廉洁的信念更坚定了。多少年来，牛玉儒为与他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办过无数实事、好事，可在亲戚中却“六亲不认”。但身为老党员的父亲理解他：听说朱玉儒果断拒绝了亲人们的相求，老人却感到欣慰。他在电话中劝道：“玉儒，亲戚越骂你，老百姓就会越信任你……。”
清廉家风源于做好亲人的思想工作。牛玉儒的5个兄妹，至今全是普通百姓。妹夫几年前下岗，妹妹打来电话求助，牛玉儒说：“这事三哥我不能管，下岗是个普遍问题，你们要自己多想想办法，给别人带个头。”
二哥的孩子想找份工作，有人说：“你叔叔在自治区当领导，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二嫂千里迢迢找来。牛玉儒把二嫂接到家，热情款待。但一听这事，一口回绝：“这样的事不要找我!”二嫂当时就哭了。事情最终还是没办成。最后，孩子靠自己努力，进了一家企业工作。牛玉儒得知后十分高兴。
不少老家的亲戚朋友听说牛玉儒当大官了，去找他办事，他总是婉言拒绝，然后让妻子好好招待，领他们上街逛逛，带上路费，送他们上车。
牛玉儒对每一个亲朋都一视同仁，大家也就逐渐理解了，不难为他了。
清廉家风源于家人的支持。对家人，牛玉儒约法三章：不准开门，不准收礼，不准说情。无论任自治区副主席，还是做市委书记，牛玉儒家门前总是“访客”不断。倘是送礼的，家人劝其把礼品拿走，有事到办公室说；若是上访户在家门口等，牛玉儒就让爱人把他们让进来，沏茶倒水。妻子谢莉佩服丈夫那投入的工作热情，从不理解到理解，别人谈起焦裕禄、孔繁森这些公而忘私、忘我工作的典型，认为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时，她就会在心中默默地辩解：“有的，有的，真的有这样的人!”
家庭是每一个人的“港湾”，也是社会的“细胞”。父母的言谈举止，思想品行，随时都影响着子女。牛玉儒成长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固然与他个人的主观努力密不可分，但与父辈的教育、亲人的理解、家人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任何一个家庭都要受社会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社会。所以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家风与工作作风紧密相关。家风如何。也是表现一个领导干部党性的一个侧面。
经验教训向人们警示，家风不正，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欲壑难填。如胡长清、成克杰、李嘉廷、慕绥新、王怀忠之流，都与家风不正有直接关联。
时代和人民要求我们广大党员个性是党员领导干部，不但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还要有清廉的家风。牛玉儒同志的清廉家风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党风廉政小故事（10）：
共和国三位总理的廉洁小故事
据《光明日报》2005年1月29日报道文章介绍，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朱镕基总理“罢宴”——不离开宴会厅，单独吃工作餐。
据媒体报道说，一次朱镕基总理开完会，被主人带到宴会大厅，他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先是来到他所应坐的首席座位，但他没有就坐，而是又走到宴会大厅的一个角落，要设宴人就在这个大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另摆一桌，由他和他的秘书，吃工作餐。由于朱总理不肯就坐大雅之处，而就坐在众人的一边吃工作餐，致使上千宾客都不再吃酒宴了。
温家宝总理“罢宴”——提前打招呼，谢绝摆宴自个吃。
据2004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网报道介绍，“十六大”之后，温家宝总理的第一站到了贵州。在吃饭的问题上，他对自己和随行人员要求个性的严格，谢绝基层同志的宴请。他对个人吃饭有“三条标准”，即：第一，不让任何人陪吃，自己默默地进食；第二，要求饭菜够吃即可，不得剩下；第三，关于饭菜的质量提出十二个字：“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热热乎乎。”
党风廉政小故事（11）：
回忆伯父周恩来侄女秉德话“反腐”
提起反腐倡廉这个“两会”热点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不禁忆起伯父周恩来，感慨地说：“那时候‘腐败’哪里会成为一个话题呀，全国人民都在兢兢业业不计报酬地刻苦工作。伯伯个人生活十分刻苦，从不贪图享乐，而且对自己和亲人要求极为严格，身边的人连托情的话都说不出口。”
周秉德回忆起“文革”中，她丈夫的姑父、著名新闻人范长江被划为“黑帮”，姑姑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自己，期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得知此事后，周总理夸赞了侄女秉德的做法。回想当时的情形，周秉德说：“我明白伯伯的脾气，如果托情，本来能够办的事也不许办了。”
疏者宽亲者严的伯父
周秉德和弟弟妹妹，从小就是这样在伯父的严格要求下成长起来的。周秉德本在北京工作，后随军人丈夫奉调各地，当丈夫沈人骅被调回京时，她自己却不跟着一齐走，必须要按程序等丈夫抵京后向上级申请调令，获准后才动身。即便如此，周秉德回京后到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调回北京，是不是因为你是我侄女的缘故？”邓颖超连忙在一旁提醒：“别忘了秉德还是军人家属，要随军的。”
类似的事情，周秉德的弟弟妹妹也都经历过。一九六一年，二弟秉钧面临高考，理工科很棒的他想报考清华大学，同时也参加了空军招飞行员的考试。伯父周恩来问秉钧的志向，他便将考清华和招飞的状况说了。周恩来听后说，期望他如果招不上飞行员就服兵役。因为当时农村自然灾害严重，为了让农村劳动力充足，周总理主张从城市征兵。二弟很愉快地理解了伯父的推荐，没有报考大学，而是当上了飞行员。
同样是当兵，五弟秉和、六妹秉建一九六八年分别到延安农村和内蒙草原插队，两年后由于表现突出被举荐入伍。正当兄妹二人兴冲冲地向伯父报喜时，周恩来却语重心长地说，期望他们脱下军装，回到农村。否则别人看到他们都参军了，也不会安心留在农村。于是，刚当了两个月兵的兄妹俩又回到了农村。周秉德将往事一一道来，微笑着说：“伯伯就是这样，疏者宽，亲者严，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孩子，连伯母也不例外。”
伯父和伯母的君子协定
新中国建国之初，就有人提出让邓颖超进入政务委员会，但周恩来不同意。邓颖超索性与周恩来订了个君子协议：二人不在同一部门工作。于是，邓颖超到了全国妇联。周秉德一连举出很多伯父严格要求伯母，自觉降低待遇的事例。甚至直到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邓颖超才得知一九七五年自己就被推举为人大副委员长，而在丈夫的干预下没有实现。
说完往事，周秉德深有感触地说：“反腐倡廉在当今不仅仅仅是靠号召学习谁来解决的，而应从机制和制度上寻求解决。象伯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境界不是所有人心甘情愿去学和能轻易学来的。”
众“女儿”亲情唤妈妈
已经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位上退下来的周秉德，不但没闲下来反而更忙了。今年二月四日是伯母邓颖超的百年诞辰，全国各种纪念活动十分隆重。周秉德愉快地忙碌着，最让她难忘的是纪念邓颖超诞辰百年文艺晚会《永恒的妈妈》中，几位当年受邓妈妈照顾的华发老姐妹讲述各自对邓颖超独特的称呼：“七妈”、“小超妈妈”、“好妈妈”、“大乐妈”、“爱妈妈”、“邓妈妈”、“姨妈”、“干妈”……一声声发自内心的呼唤，倾诉着对这位伟大“母亲”无尽的思念。
党风廉政小故事（12）：
导弹司令--杨业功
苍山凝重，绿树低垂。
一枚枚导弹静卧在崇山峻岭之中，蓄势待发，等待着一位共和国将军的口令。
2004年7月2日，在弥留之际仍发出“出发”口令的第二炮兵某基地原司令员杨业功少将，生命之树永远定格在了第59圈年轮。
41年的军旅生涯，从东南到西北，他把心血与足迹洒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从士兵到将军，从一名农家子弟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把生命与忠诚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当共和国战略导弹部队日益壮大，当沐浴在幸福阳光下的人们仰望和平天空的时候，将永远铭记这位为我军现代化事业建立突出功绩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使命重如泰山
入夜，东海某海域。
一枚新型导弹呼啸着划破夜空，迅疾的弹影掠过遥远的距离，准确命中海上的目标。
1995年夏，我新型导弹部队以这种方式首次公开亮相。国际军事界立刻为之震动：“这意味着一个令人生畏的重大突破。”
那年，时任第二炮兵某基地副参谋长的杨业功，奉命组建我军第一支具有现代化作战潜力的新型导弹旅。受领任务时，他庄重地立下“军令状”：“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极大信赖。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发誓：坚决完成任务，决不给党和军队丢脸！”从此，杨业功几乎把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了创业重任。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正式成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代代官兵艰苦创业，这支我军最年轻的现代化兵种，已发展成为现代化作战的拳头部队，不仅仅是我国军事实力的象征，而且成为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
这支新型导弹部队的诞生，使第二炮兵部队如虎添翼。
创业维艰，不辱使命。杨业功率领部队在一张白纸上开始描绘新型导弹部队的构想，以一种现代战争的军事理念，打造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精锐之师。
那段时间，杨业功上阵地、下部队，几乎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他的“全日制”工作让一些年轻的同志都感到吃不消。他对所有工作都要求准确无误，唯独自己的吃饭、休息和回家时间，从未准时过。他有一句讲了不知多少遍的口头禅：“少说空话，多想办法，多干实事，多出成绩！”
基地参谋长高津回忆说，那一年的冬天，部队开赴西北某地开展一系列低温条件下的试验性训练。在零下近30摄氏度的戈壁沙漠上，杨业功带着严重的感冒连续15天跟班作业。有两次试验归来，一进宿舍就瘫倒在地。但他严令身边的同志，绝不许“泄密”。
最终，杨业功和战友们以一次干脆利落的实弹打靶，把上级“当年组建、当年构成战斗力、当年圆满完成实弹发射任务”的命令，变成了现实。从此，我军又多了一块“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盾牌”。
1999年6月，杨业功走上了基地司令员岗位。又一个艰巨的使命落在了杨业功的身上。他满怀激情：“不论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兵，一个像导弹一样为神圣使命勇往直前的兵。”
“司令员经常加班到凌晨才回家，好几次我靠在沙发上睡着了，都是首长把我叫醒的。”公务员郭化雄眼含泪光地回忆。
“我们有幸承担重任，绝不能让党和人民失望。要完成艰巨的任务，只能靠艰苦奋斗。”旅长周亚宁对杨业功这句饱含强烈使命感和职责感的话记忆颇深。
“他的时间不是以小时来计算，而是以分钟来计算。”机关的同志算了一笔账：以杨业功的工作效率和时间合计，他每年所完成的工作量几乎到达正常状况下的两倍！
瞄准世界一流
和平，对于中国军人是一个神圣的字眼。
作为共和国高级军事指挥员，杨业功思考的是，把自己的部队锻造成保卫祖国安全、捍卫祖国和平的坚强盾牌。
杨业功告诫部队：“只有从全局高度确立打赢标准，瞄准世界一流抓战斗力建设，才能成为党和人民可信赖的铁拳头。”
为干一流，他带头学成了“导弹通”。
杨业功没上过大学，是从普通士兵成长起来的。但他几十年好学不辍，最后使自己成为远近闻名的专家型人才。搞训练，重要的操作岗位他都能亲自教学和示范作业；抓教学，对新型导弹的关键技术他能“一口清”。
走进他的家中，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家具，却有满满几柜子书。那些有关导弹技术、现代战争、指挥艺术、战争筹划方面的书籍上，写着超多的阅读注记。几十个笔记本，记载着百万字的心得。他撰写的《谈如何持续第二炮兵长久的实战潜力》、《局部战争与导弹部队》，引起军队高级机关的重视。
为干一流，他盯着前沿锤炼部队。
每当国际上爆发军事冲突，杨业功都要立刻提醒官兵们密切关注，组织大家研讨战争中导弹运用的事例，吸收借鉴先进战法，寻找应对措施。杨业功还把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导弹部队的相关状况整理出来，列出几百项“先进指标”，让大家经常琢磨、谋求超越之道。
官兵们说，虽然部队没有参加过实战，但每一天都生活在实战氛围中。
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杨业功引导官兵确立起“三个服从”(服从武器装备最高性能、服从应急作战最高要求、服从长期备战最严标准)、“四个有利于”(有利于快反作战、有利于不间断指挥、有利于战场生存、有利于首战制胜)的观念，使战场12个要素的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为干一流，他敢冒风险大胆地闯。
2000年，基地某旅确立了全系统、全要素、全员额、全程序、全装备训练的目标。这在二炮部队还是头一次。不少人忧心忡忡。因为训练动用装备越多，风险就越大。
压力面前，杨业功第一个表态：“我支持。出了问题我负责！”
由于缺乏经验，第一次按“五全”标准训练就出了意外：夜间紧急出动中，一辆装备车因路基过软发生侧倾，差点酿成事故。上下哗然。
杨业功没有责备部队。他亲自组织深入调查，带领官兵对所有训练细节进行严格推敲，每个环节都精心筹划和实施，最后使各课目训练圆满成功。
导弹发射代价昂贵。国外军队一般以电脑模拟组织训练。由于与野外训练的感受大不相同，真正有战斗气氛的模拟训练实际上难以实现。杨业功开始行动了。他带着技术骨干研制成功“缩小比例模拟弹”，并且亲自编写了相应的操作规程，使部队能够以极低廉的成本进行发射练习，破解了一道世界性难题。
在此基础上，他又大胆创新，组织部队圆满完成了二炮历史上第一枚常规导弹的发射及弹体回收任务。
杨业功亲自组织参与了多次重大军事演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还在建国50周年大阅兵中理解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他魂牵梦绕的部队战斗力快速提升。
从严锻造铁军
这是一次平常的训练。某单位的导弹发射车“对号入座”地进入上次训练位置。现场指挥员以目测方式确定了前方定位线。赶到现场的杨业功发现这个问题，就问道：“测试精确吗？”
“差不多。”指挥员回答。“差不多是差多少？重测！”
杨业功把部队集合起来，当场进行逐项检测，并运用数学模型计算了远程打击结果：原本高精度的新型导弹，竟然打到了毫无好处的地点。官兵们为之震动。
“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高技术部队更要有个性严谨的求实态度。否则会给战争胜利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杨业功语重心长。
求胜先求实。“什么是真正的制胜之道？务实、求实、落实！”杨业功反复强调。
经过一番调查，他在全旅干部大会上一脸凝重地提出了“高技术部队靠什么生存”的思考题，并且指名道姓地一口气列举了10多个方面的“虚浮”事例，要求大家比较反思。热烈讨论之后，全旅构成共识：务实、求实、落实应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杨业功个性强调精细促落实。每次接收重要装备，他都带着技术骨干亲自点验。与装备有关的一个纸片、一个不起眼的螺丝钉、一个细小的标识，都务必弄个清清楚楚。在汇总数据时发现任何误差，都要亲自核对个明明白白。
2002年8月，他在一个单位参加某项工程的验收调试。发现直接关系导弹命中精度的基座有问题。经过精确测定，误差值在允许范围之内。但杨业功坚决要求打掉重建。有人说这个基座是个预备项目，一般状况下用不上，这点小误差没多大关系。杨业功一听就火了：“你知不明白什么叫导弹？知不明白什么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知不明白战争中没有一般状况？”
连珠炮式的反问使大家猛醒。“精密、协调、准确、严谨”的建设和训练思想随之更加深入人心。
杨业功抓落实有一股狠劲。为选取两个阵地点位，他多次徒步翻山越岭数十公里，到实地去审查备选阵地的各项条件。有一次中途遇到倾盆大雨，一脚踩滑，差点掉下陡峭的山谷。同志们看他两条腿都划伤了，推荐他在原地休息，让其他同志代为考察。但杨业功二话没说，坚持带领大家完成了全部实地勘察。为保证工作落实的力度，他每年蹲在基层的时间都超过100天。
以前因抓落实不力受到杨司令员批评、又因改正彻底受到杨司令员表扬的某旅官兵，一说起老首长的求实作风，就个性激动：“他做人做事最讲实在，赏实罚虚过得硬！”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无私地应对事业，才显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是杨业功在党课教育中谈出的心得体会。
基地的官兵公认：杨业功是个廉洁自律、公正处事，甘守清贫、任劳任怨的好领导。然而更能验证他无私品格的，是在生死考验的最后关头。
2003年11月，杨业功一生中最沉重的日子。他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时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十二指肠腺瘤癌变。
此后的几个月，杨业功仍像一往无前的勇士，奉献着最后的人生。
他要完成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计划。进医院时，他就带着学校发的书本。他趴在病床上一边学习，一边完成了题为《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应把握的问题》的毕业论文。
他请求把电话接到病房，还像上班一样指挥着部队的建设。每当听到基地的同志说到某项工作已经透过严格的考核、阵地建设工程全部到达最高标准时，他总会高兴得放声大笑。
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加大饭量。应对他皱着眉头大口吞咽饭菜的场面，陪护人员忍不住转过身悄然落泪。他们明白，司令员是想身体尽快好起来，早日回到部队。
2004年春节前夕，经过杨业功再三恳求，医院同意他回部队养病。此时，他的体重已经从70公斤减到58公斤，原本合体的军装显得空空荡荡。
这年春节，正值部队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大年初六，他不顾劝阻拖着病体参加常委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主持制定作战方案。从二楼到四楼只有40多个台阶，他却走得十分艰难，大口喘气，直冒虚汗。身旁的同志要抬他回家休息，可他却大发脾气：“我的任务还没完成，你们想让我死不瞑目吗？”
“是军人，倒也要倒在战位上。”杨业功语气坚定。
杨业功没有倒下。他时时刻刻牵挂着导弹部队的建设。就在他去世前的13天，基地某旅旅长陈楚华接到一个电话。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杨司令员从病房打来的！杨业功向他询问阵地建设状况，又在电话中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他必须要组织好即将到来的达标考核。
杨业功没有倒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背靠床头，一边输着液，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写着述职报告，把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留给基地“班子”，把最后的眷念留给朝夕相处的战友：“……病魔只能摧垮我的身体，摧不垮我的钢铁意志。一旦病好，我还要和战友们一齐战斗在军事斗争准备第一线……”
基地政委迟志江赶到医院，看着满脸汗珠与病魔搏斗的战友，热泪纵横。等杨业功缓过劲来，却只是微笑着说：“老迟，你看我啥时候能回部队呀？”
2004年6月9日，二炮领导前来看望。杨业功用尽力气所讲的全都是如何加强导弹部队的建设。如果他有最后的遗言，那就是：“为导弹事业献出这把骨头，我无怨无悔……”
杨业功走了。在最后时刻，他喊着“出发”这个微弱却坚定的口令走完了自己的辉煌人生。围在他身边的官兵无不泣泪成声。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右手，用庄严的军礼为共和国将军送行。
在基地设置的告别灵堂，一名战士送来的挽联上写着：“你把忠魂留在了阵地，你把忠诚留给了祖国，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官兵们仿佛看到，杨业功率领着部队又一次向阵地出发了――他的生命在阵地中永恒。
党风廉政小故事（13）：
古代廉吏拒贿故事四则
明时，周新担任司法按察使后，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一只烤鹅，他坚决不受，但送礼人已经抢先出门了。于是，周新叫家人把烤鹅挂在屋子后面，以后凡是送礼者，他就让家人领着去看那只已经风干了的烤鹅。从此，再没人自讨没趣了。
立檄拒礼
康熙１９年，于成龙改任直隶巡抚。大名县县官遵循旧习，在中秋节前给他送了一份“中秋礼”。于成龙严词拒收，还特地颁布了《严禁馈赠檄》，通报了大名县县官的送礼行为，并明令所属官员，今后如果发现逢年私送者，“决不宽恕”。
棒打送礼
南北朝时，南朝的中书通事舍人顾协，虽位高权重，但为政清廉。他曾说：“送礼纳贿，必然徇情枉法，吏治怎能清明？”有一次，他以前的一位门生因有事相求，送礼向他行贿。顾协怒不可遏，责令将这个门生重打二十大板，赶出了门外。
厚谢婉拒
宋时，刘温臾在朝中身居要职，一个自称他门生的人送给他一车粮草，刘温臾推辞不掉，当即答谢回赠他一套华丽的衣服，其价值高于一车粮草的数倍，那人见达不到送礼行贿的目的，只好将粮草拖了回去。
党风廉政小故事（14）：
古代廉吏佳话四则
一钱太守后汉刘宠为会稽太守，居官清廉，“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颇有政声。在离任时，山阴县有五六位老人，以一百钱赠宠，宠一再婉言谢绝，最后终因盛情难却“为人选一大钱受之”。故时人誉之为“一钱太守”。
二不尚书明朝范景文，万历进士，历任文选郎中，工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等要职，当时许多亲朋好友常登门相求，均被范景文一一谢绝，并在门上贴出“不受嘱，不受馈”6个大字的告示，以明心迹，于是，获“二不尚书”的美称。（《明史》）
三汤巡抚清朝汤斌，顺诒进士，任江宁巡抚时，“澄请吏治，江南北无一物不得其所”，为官清正，政绩卓著，在生活上安于清贫，一日餐，常以豆腐汤佐食，因而百姓送他一个“三汤巡抚”的雅号。（《清吏稿》）
四知先生后汉扬震任东莱太守，路经昌邑，县令王密曾是杨震举荐的荆州茂才，到夜间，王密以十金相赠，并说：“暮夜无知者。”震厉声回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羞愧地退出。时人因此称其为“四知先生”。（后汉书·杨震传）五代清卿隋朝袁隶修历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五个朝代，历任尚书郎、太常少卿、信州刺史、都官尚书等要职，为官50余年，始终以清贫为本，未曾受过一升酒，一束绵。为此被称为“五代清卿”。并载入清史。
党风廉政小故事（15）：
海瑞巧治胡公子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人，回族。明嘉靖举人，历任淳安、兴国知县，户部主事、吏部右侍郎、应天府巡抚、南京右佥都御史等职。
明朝嘉靖年间，社会风气腐败。达官贵人经州过县，除了酒肉招待之外，还要送上厚礼。那礼帖上写的是“白米多少石”、“黄米多少石”。但其实，这“白米”、“黄米”都是隐语，指的是白银多少两、黄金多少两。这样的风气蔓延开来，连一些公子衙内飘过，地方也要隆重接待。
一天，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淳安。驿站官员不明白来者是谁，接待上稍有怠慢，惹得胡公子大怒，当场命令家丁，把驿吏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狠狠抽打。淳安知县海瑞听说后，立刻赶到驿站，见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无法无天之举，顿时义愤填膺。他大喝一声：“住手！”立即命令给驿吏松绑。胡公子的手下见“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呼啦一下把海瑞团团围了起来。胡公子趾高气扬，挥着马鞭，说：“你明白大爷是谁吗”
海瑞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指斥道：“不管你是谁，都不准在我管辖的地方胡作非为!”胡公子手下的家丁威吓说：“狗官，你瞎了眼！这是胡总督胡大人的公子!”海瑞一听，心中早已有谱。他冷冷一笑，说：“哼，以往胡大人来此巡查，命令所有地方一律不得铺张。这天看你们如此行装威盛，如此胡作非为，显然不是什么胡大人的公子，定是假冒的!”说时迟那时快，海瑞挥手喝令将胡公子捉下，驱逐出境，并把他沿途勒索的金银财物统统充公。
事后，海瑞立刻给胡宗宪修书一封，一本正经地禀告说：“有人自称胡家公子沿途仗势欺民。海瑞想胡公必无此子，显系假冒。为免其败坏总督清名，我已没收其金银，并将之驱逐出境。”
胡宗宪是一代抗倭名将，他收到信后并不怪罪海瑞。就这样，海瑞巧妙地制服了胡公子的巧取豪夺。
海瑞一生刚正不阿，在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段称颂他的歌谣：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
“不吐刚茹柔”，意思是不吐出硬的、吃下软的。它高度评价了海瑞不吃软怕硬的硬骨头精神。
党风廉政小故事（16）：
董必武：人民公仆党的“老牛”
董必武总是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以党和人民的“老牛”自勉，他常说：“我们的党是为群众利益服务的，如果不为群众服务，还要组织共产党干什么？”他赋诗吟唱：“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他不仅仅严以律己，而且对子女及亲友要求很严格，教育他们正直做人，勤奋学习和工作，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的行为。建国后，家乡的亲友以为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便要求他帮忙解决工作、升学以及购买拖拉机、钢材等等。他一律加以拒绝，并谆谆教育他们：“我受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参加国家领导，是各项政策制定的参加者，也是维护者，决不能利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批物资”，“革命不是做官”。1975年他在北京逝世。叶剑英在董必武追悼会上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党风廉政小故事（17）：
刘伯坚：“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这首题为《带镣行》的诗是革命烈士刘伯坚在英勇就义前写下的。
刘伯坚，1895年1月9日生于四川省平昌县，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旅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刘伯坚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1926年回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在冯玉祥部任政治部部长。离开冯部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28年，再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回国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底，参与领导和指挥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并担任由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刘伯坚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4日，刘伯坚率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他在狱中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弟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嘱咐妻子和家人：“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上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时年40岁。
党风廉政小故事（18）：
陶母退鱼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
党风廉政小故事（19）：
“坚强的老战士”徐特立
徐特立，187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湖南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校长。
1927年5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个性班学习。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0月—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刘少奇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周恩来称赞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持续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就应时刻不忘持续党的优良作风，个性是持续“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他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及深刻的论述，这些文章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
徐特立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1968年11月病逝于北京。
党风廉政小故事（20）：
自报财产留清名———一代名相诸葛亮的廉洁故事
三国时期，蜀国境内“刑法虽峻而无怨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蜀国名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身清廉使然。诸葛亮一生“抚百姓，示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深为其所动，之后跟随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国事，事无巨细，每必亲躬。他５次亲率大军，北伐曹魏，与曹魏短兵相接。他严格要求子侄辈，不以自己位高权重而特殊对待。他亲派侄儿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齐，率兵转运军粮于深山险谷之中。为此，他专门给其兄诸葛谨写信说，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但“今诸将子弟皆得转运”，“宜同荣辱”。马谡失街亭后，他引咎自责，上疏后主刘禅，“请自贬三等”，从此更兢兢业业、勤勉有加。“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四升。”长期的废寝忘食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５４岁便英年早逝。诸葛亮以他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诸葛亮生前，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收入进行了申报：“成都有桑８００株，薄田１５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可谓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诸葛亮病危时，留下遗嘱，要求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丧葬力求节俭简朴，依山造坟，墓穴切不可求大，只要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入殓时，只着平时便服，不放任何陪葬品。这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死后的最高要求，其高风亮节实为可圈可点。
党风廉政小故事（21）：
沂蒙革命先烈廉洁故事赵博
赵博同志曾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他始终把自己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从不搞特殊化。他身患肺结核、胃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上级发给他一瓶鱼干油丸，而他却不肯服用，立刻派人送到医院，给伤病员补养身体。在一次战斗后，部队缴获了一部分小麦，后勤部门悄悄给赵博留下100公斤，赵博明白后，不讲情面，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派人磨成面粉，送给党校改善生活。有人说他是老一套，他回答:“这个老一套是党的优良传统，万万不能丢。”
赵博同志有很强的群众观念，对违犯群众利益的行为从不姑息。有一次部队行军，经过敌占区青竹湖一带。他发现身后的马正在吃大田里的大豆，立即批评了警卫员小任，教育他说:“不论在根据地还是在敌占区，都要紧密依靠群众。”当时有个县长贪污腐化，群众影响极坏，经查实后，赵博立即召开区委会议，给予这个县长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风廉政小故事（22）：
常恩多
常恩多原任国民党百十一师师长，后于重病中率部起义，病逝前一天将部队交给了党和人民。他一生廉洁清苦，家庭陈设就象一家普通老百姓。在南通驻防时，居室只有一床一桌，每一天吃的是高梁米饭、菠罗叶饼、小豆腐等东北乡土饭食。在他病危嘱托后事时，不提妻子和孩子，却关切地询问遭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后越狱逃走的三三三旅旅长、中共地下党员万毅什么时候回部队。他把仅有的60元钱送给了服待他一年多的徐文斌，又把一套呢军装送给跟随他19年的副官刘唱凯。除去伴随他多年戎马生涯的一条旧军用被和一条旧军毯，他没有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任何财物。
党风廉政小故事（23）：
父子清廉
三国时，胡质在魏国任州郡长官近三年，死后家无余财，只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数箱书籍而已。对他的廉洁操守，人人称道。胡质在荆州任刺史时，其家眷都在京都。一次他的儿子胡威到住所去看望他，等回家时，胡质拿出一匹绢给他，让他路上做盘缠。胡威跪在父亲面前说:“爹爹为官一向清正，不知此绢从何而来”胡质说：“吾儿不必怀疑，此绢是我的俸禄所余。”胡威谢过父亲的赏赐，遂骑驴上路。一路上，他在打尖住店时都是自己放驴，自己砍柴做饭。
之后胡威也官任刺史，政绩卓著，清名遐迩。入晋以后，晋武帝接见了他。晋武帝谈起当年胡质的生平事迹赞叹不已，遂向胡威道：“你的清廉和你的父亲比起来怎样？”胡威答道：“不如吾父。”晋武帝问：“为什么呢？”胡威说：“臣父清廉惟恐人家明白，臣清廉惟恐人家不明白，所以臣和家父相差甚远。”
党风廉政小故事（24）：
白居易怒打行贿人
唐朝贞元年间，著名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被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
他刚上任，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为了能打赢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而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吩咐手下贴出告示，明天公开审案。
第2天，县衙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白居易升堂后问道：“你们哪个先讲？”赵乡绅抢着说：“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李财主也不甘示弱说：“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白居易沉下脸说：“什么理长理大？成何体统！”赵乡绅以为县太爷忘了自己送的礼，连忙说：“大人息怒，小人是个愚（鱼）民啊！”白居易微微一笑说：“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更不喜欢有人暗通关节。来人，把贿赂之物取来示众。”
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子，听审者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道：“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大唐律法各打40大板！”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至于这些行贿的银子，白居易就用来救济贫苦百姓了。
党风廉政小故事（25）：
唐朝宰相卢怀慎
唐朝的宰相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十分简陋。他当官以后，身份高贵，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但是他对待亲戚朋友却十分大方。
他在东都（洛阳）担当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但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宋璟和卢从愿经常去探望他。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上，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遇到刮风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挡。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十分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两个人必须会当官治理国家，皇帝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有所懈怠，这时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必须要记住。”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候，以前写了一个报告，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皇帝看了报告，对他更加惋惜。
安葬卢怀慎的时候，因为他平时没有积蓄，所以只好叫一个老仆人做了一锅粥给帮忙办理丧事的人吃。玄宗皇帝到城南打猎，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骑马去询问，那人回来报告说：“那里在举行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正在吃斋饭。”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并因此停止了打猎。
另外人们传说：卢怀慎去世时，他的夫人崔氏不让女儿哭喊，对他说：“你们的父亲没死，我明白。你父亲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各地赠送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肯理解。他与张说同时当宰相，如今张说收受的钱物堆积如山，人还活着，而奢侈和勤俭的报应怎样会是虚假的呢？”到了夜间，卢怀慎又活了，左右的人将夫人的话告诉了他，卢怀慎说：“道理不一样，阴间冥司有三十座火炉，日夜用烧烤的酷刑来惩罚发不义横财的人，而没有一座是为我准备的，我在阴间的罪过已经免除了。”说完又死了。
党风廉政小故事（26）：
包公无私流芳百世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之后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立刻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状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状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党风廉政小故事（27）：
我以不贪为宝
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人上山采石时，采到一块宝玉，他担心别人会来抢，想拿出去卖，又怕被商人占了便宜。想来想去，他决定把这块宝玉送给京城里的大官。
于是，他带着宝玉，来到京城掌管工程的大官子罕府中，献上宝玉。子罕觉得很奇怪，便问道“我和你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献宝玉给我？我可从来不收别人任何礼物的。”那人以为子罕怀疑这是一块假玉，就答道“这块玉我请玉匠看过，确实是一块真玉，价值连城，所以我才送给你的。”子罕说“我把不贪的品格当作珍宝，你把这块玉石当作珍宝，如果你把玉给了我，我们俩人都丧失了珍宝，不如你我还是各自保存自己的珍宝吧！”那人跪下恳求道“我们小百姓，拿着这样珍贵的东西，是不敢出门的，我把它献给你，是为了免于祸患。”子罕就让那人暂时留下，请玉匠把那块宝玉雕琢加工好，然后帮他把玉卖掉，把所得的钱全部交给那人，并派人送他回家。
这个故事见于《左传·襄公十五年》。之后，人们就用“不贪为宝”这句成语来形容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
党风廉政小故事（28）：
于谦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中体现的是刚烈之气。于谦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1421年，于谦考中进士。在出按江西期间，3年时间就昭雪冤狱数百人，黎民百姓称之为“于青天”。后又出巡河南、山西等地，体恤民间疾苦，变革害民弊政，远近称颂。离职之时，山西、河南吏民上书请留于谦者以千数。
1448年，蒙古族瓦剌部南侵中原，英宗轻率迎战，结果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蒙古军进逼北京。国难当头，于谦挺身而出，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并击溃蒙古军，保住了明朝的江山社稷。没成想之后英宗重登皇位，十分怨恨于谦，以“意欲谋反”为由，将于谦判处死刑。行刑那天，几万市民沿途泣立，与这位忠良诀别。于谦遇害后，遗体由子女运回杭州葬于三台山麓，于谦遂与岳飞天天相向而望。
就当时来看，于谦对“土木堡之变”的态度确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全国精锐之师葬送在土木堡，京师守御力量极为薄弱，如果保卫京城失败，整个皇室被俘，于谦将成为千古罪人，但为了国家和民族，他甘愿冒这个风险。朱祁钰监国，权力受限，为了取得抗敌胜利，他不得不拥立朱祁钰为帝。旧帝尚在，拥立新君，而宫廷矛盾早已很深，这些于谦当然也很清楚，但为了国家和民族，他也甘愿冒这个天大的风险。国难当头，于谦没有临难退缩、明哲保身，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力挽狂澜，英勇反击，也许大明江山将丧失大半；如果没有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严正宣言，蒙古人也不会轻易将英宗放回。但是，在矛盾复杂的封建朝廷，于谦的挺身而出与一腔耿直，却将他卷入了一场皇室争夺权位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所以，于谦保住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却没有保得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铁骨铮铮、忠心赤胆的于谦尽管以杯具告终，但于谦“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爱国爱民情怀，却给后世树立了一个楷模和丰碑，给我们铸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之魂。
党风廉政小故事（29）：
一钱太守
东汉时，一位叫刘宠的人任会稽太守，他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官司十分清廉。之后他被朝廷调任为大匠之职，临走，当地百姓主动凑钱来送给即将离开的刘宠，刘宠不受。之后实在盛情难却，就从中拿了一枚铜钱象征性地收下。他因此而被称为“一钱太守”。古代廉洁小故事3：杨震拒金
东汉时，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山来拜访他，并怀金十斤相赠。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意，说：“天黑，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这才明白过来，大感惭愧，怏怏而去。
党风廉政小故事（30）：
包公的千古魅力
到合肥和开封的人都会去拜谒包公祠。合肥是包公的故乡。开封的包公祠也十分庄严肃穆，游人不断。开封不仅仅因为它是北宋国都和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而闻名于世，也因为包公曾任开封府尹（相当于今首都市长）而辉映日月。
包公名拯，历任县、州、府地方长官和监察御史、天章阁侍制、龙图阁直学士、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长）等朝中官，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级大臣）。历代此类官宦经历和官级的人不计其数，官至宰相和身为帝王者也成千上万，但象包公那样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光照千古的“青天”却是十分稀少。近千年间，包公的知名度一向居高不下，从史书诗文、小说戏曲、民间故事直到影响电视，包公的形象随处可见，就连欧美和日本也有译制、改编上演的包公戏，足见包公也是一位风靡全球的“国际名人”，长期为祖国争光，为同胞争气。在开封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上百个人的名字，只有包公的名字被游人摸得竟然看不清了。自古以来大官不少，但真正在人民心中留下位置的，包公是第一位的。
世世代代的中外游人，为什么硬要摸一摸“包拯”二字？当然是因为他们对包公太崇敬太怀念了。
那么，包公的千古魅力究竟何在呢？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雅号“黑包公”，其实历史上的包拯长得并不黑，只因为他做人不随波动逐波，坚持原则；做官不巧言令色，刚直不阿，横眉冷对一切明里暗里干坏事的大小官吏，嫉恶如仇，除恶务尽，所以人称“黑包公”，意指他执法如山，敢唱“黑脸”。
包公是封建官僚，未必能象书上说的“爱民如子”，但他对劳动人民即有很强的同情心，忧国忧民，以“兴利除害，济世益民”为己任。按旧制，百姓告状不得直入开封府大门，而要透过府吏转达，府吏便乘机勒索，看钱说话，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包公调往开封任府尹后，立刻命令大开正门，让老百姓直接到大堂申诉。从此。府吏便不敢再欺上瞒下，包公亲倾听申诉，快速取证，“秉公办案”。旧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积弊当即扫除一空，官吏敲诈勒索，徇私舞弊的恶风立即被煞住，原先多年的冤假错案统统被纠正。百姓高呼“包青天”，贪官痛骂“包黑子”。
京城的官宦富豪依仗权势，在惠民河两岸霸地筑堤，大造豪宅园林，甚至圈占水面，搞得河水受阴，严重威胁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惠民河变成了“害民河”。包公上任后，迅速发动百姓把那些“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又疏通河道，广种花木，惠民河焕然一新。老百姓对“包青天”感恩戴德，但是那些权贵却对“包黑子”恨得咬牙切齿。
包公在京在朝期间，到处流传着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一是说穷苦小民打官司，无钱无人给通关节不用怕，自我阎罗王包老大人为你做主；二是说大官富豪足然有钱有人通关节，但什么关节也通不到包公那里。“阎罗王”是佛教说的地狱之神，铁面无私，阳间任何请托关节也休想通到他主管的“阴曹地府”。
据史书记载，包公做官二十余年，历任二十余职，不管是升是降是平调，都不改初衷，一生正大光明，铁面无私，所以政绩突出，官声极好，赢得了千古清名，万民颂扬。
黑脸一沉，皇帝也怕他三分
包公唱黑脸，只看事不看人，即使应对皇帝身边的宦官、靠山铁硬的皇亲、手操生杀予夺大权的“真龙天子”，他也“照黑不误”。宋仁宗皇帝因宠爱张贵妃而提拔其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包公就带头上奏：“张尧佐是个凡庸之辈，靠贵妃得宠这层特殊关系才一步登天。这不知遭到多少人背后讥骂，可陛下为什么非要护着一个张尧佐而违天意、逆人心、自酿危机呢！”又说：“历代外戚，即使有才者，明君也不肯轻易给他实权，何况无才者！……请陛下撤掉张尧佐，另求贤才！”宋仁宗无奈，只好照办，但又抵抗不了枕头风，不久又授予张尧佐宣徽使之职。宣徽使是皇帝近侍高官，与副宰相级的枢密使同列，所以张贵妃个性看重此职，曾再三叮嘱宋仁宗必须咬住不放，宋仁宗满口答应。包公寸步不让，立即率同僚七人入奏。宋仁宗一见这阵势，不禁“龙颜大怒”，与七位谏官舌战朝堂，吓得胆小朝臣直打哆嗦。张尧佐见众怒难犯，慌忙声明辞去宣徽使之职，宋仁宗也怕为此丧失人心，赶紧顺水推舟以示“虚心纳谏”，并且下诏，以后皇亲国戚不得担任任何有实权的高官。
张贵妃眼巴巴地盼望佳音，一见宋仁宗回宫便急问道：“宣徽使……”宋仁宗埋怨她说：“宣徽使宣徽使，你就明白个宣徽史，咋就不明白包拯是个御史！”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个人在皇帝面前都敢唱“黑脸”，其他场合可想而知。自古以来，只有那些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只怕国家受害百姓遭殃的人，才敢唱“黑脸”。幸运的是包公生逢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加之具有高明的斗争策略，才得以安居高位，享其天年。假如碰上听不得一点反面意见的皇上，早就被杀头了。
外甥打舅舅，认法不认亲
包公首次响亮地喊出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八个大字，流传至今。要做到这八个字，只能先从自身做起。他平时办案执法没有私人请托条子，没有亲朋好友因私事打扰，为秉公执法而“六亲不认”。
他调任庐州（含合肥）知州时，家乡亲友个人笑逐颜开，以为能够大沾其光，纷纷跑去拜望，不料全都吃了闭门羹。他娘舅觉得外甥来当官，自己犯点事也总会得点照顾，但包公照例开庭审讯，按律责打七十大板。从此以后亲戚朋友都格外留意，谁不敢仗势胡来。“外甥打舅舅──不认老娘亲”，此事轰传四方，老百姓拍手叫好，亲友们有的骂包公六亲不认，不近人情，成心沽名钓誉。包公坦然自若，挥毫赋诗一首：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末两句意思是：史书中记载着圣贤的教诲，我要身体力行，决不违背，免得给后人留下耻辱。这是包公一生做人做官的真实写照。
包公对子女管教严格。他的长子官居通州（州府官员之一种），政声亦好，英年早逝；幼子在包公去世时年仅５岁，包公留下的家训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意思是说，后世包家子孙在外做官，如果有违反家法规定而受贿、贪污者，生不得让他回到包氏宗族来，死不得葬在包氏祖坟中。据说包子孙都能严守祖训，无一贪官。
历代清官廉吏无不淡泊利禄、清心明志，包公尤其如此。包公年轻时中进士，即被任为朝官和知县，却为侍养年老双亲而推辞。父母去世后很久，他已四十来岁了，经乡里父老苦劝才出去做官。他苦读经史，修身养志，数十年如一日，做官后身体力行，即使贵为大臣也不改平民生活和平民作风，衣食同百姓时一样，从不搞特殊。当时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盛产名贵的“端砚”，制度规定每年务必进贡必须数量给朝廷，历任知州大都另征数十倍于定额的“端砚”献给各类权贵，以求升官发财，搞得端州百姓叫苦连天。包公做端州知州后，下令只按定额征收，不得多征一方，百姓奔走相告，一片欢呼。他离任时，吏民精制一方最好的“端砚”相赠，公包婉言坚辞。“不持一砚归”，当时就传遍端州内外。
党风廉政小故事（31）：
焦守云自述：父亲焦裕禄的生前身后事
提及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必须会记起他那张双手叉腰笑盈盈地站在泡桐树下的照片。他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清晰而伟大。
今年是焦裕禄同志诞辰８０周年。在此之际，笔者采访了曾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云。谈及父亲的生前身后事，焦守云是那样的动情，以下是她的深情自述。
父亲焦裕禄去世已经39年了。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才11岁，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在岁月的流逝中也时而清晰，时而朦胧。如今的我已是近天命之年的人了，每每回想起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以及他和母亲之间的那种挚爱深情，总会在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那种对父亲的追思常常使我泪湿襟衫。
生活中的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父亲是山东淄博人，他身高1?８０米，皮肤黝黑，说话幽默风趣。父亲虽然工作起来不要命，但却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生前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曾强烈地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当年，母亲就是循着父亲那悠扬的二胡声来到他身边的。就是此刻，当我们兄弟姐妹们聚在一齐的时候，母亲还常对我们讲：“就从多才多艺这个角度来说，你们哪个也比不上老焦。”
父亲喜欢拉二胡，闲下来的时候，他拉二胡，母亲伴唱，其乐融融。父亲嗓音不错，又喜欢唱歌，解放初期搞土改的时候，父亲在歌剧《血泪仇》里扮演的男主角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感动得泪水涟涟。1955年，父亲曾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过一段时间，那时，每逢周末厂里经常举办舞会，父亲陪同苏联专家跳舞，父亲娴熟的舞技让外国专家们都赞叹不已。父亲的文笔很好，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赚些稿费来改善生活。就是之后他在兰考做县委书记时，许多文件也是他亲自撰写，并且他还经常指导通讯员写稿。
父亲的乐观、幽默是出了名的，即使在除“三害”最艰苦的时候，他依然的谈笑风生。他还善于编顺口溜来鼓舞大家，经常是不假思索就溜出一段令人发笑又让人奋进的段子来。至今，和父亲当年一齐在兰考战天斗地治风沙的同事们，一提起父亲的幽默开朗，就让他们怀想不已。
也许是父亲留给母亲的印象太完美了。当初，饰演父亲的演员李雪健一走进家门，我母亲连连说：“不像，不像，这哪里是老焦的样貌，他个子太矮，人也长得太胖，皮肤又太白了。”
听了母亲的话，李雪健急了：减肥！大白菜梆子一吃就是三个月，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想到，李雪健很快就把自己减掉了二三十斤，化妆时化妆师又把他的皮肤给抹黑，摄像时也尽量把李雪健拍得个头显高一些。
李雪健也真不容易。当时的他曾对我母亲说：“我外形不像，就用心来演。”之后，他成功了，把一个焦裕禄演得感天动地，母亲也被感动了，直说：“雪健这孩子，也真难为他了。”李雪健也很激动，在“金鸡奖”、“百花奖”的颁奖仪式上，他动情地说出了一句大实话：“‘苦’和‘累’都让大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很爱整洁。衣服虽旧，但清清爽爽。胡子虽然很浓但每日却刮得干干净净。但是当初李雪健塑造的焦裕禄，却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又憨又粗的印象：一袭破棉袄、一条破围布、胡子拉碴。母亲对此看不下去了，说：“老焦不是这样貌。”剧组就赶快让李雪健换上一套干净的黑呢子制服，就连李雪健自己也觉得舒服一些了。
父亲生前爱吸烟，而且练就了一个绝活：就是讲话的时候，他能够让烟嘴在唇边自由滑动，这样能够抽烟、讲话、双手翻记录本三不误。之后有几位饰演我父亲的演员刻意模仿这个高难动作，都是欲学不能，只好作罢。
父亲去世很多年了，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鲜活的。他热爱生活却少有时间享受生活，他的生命如此灿烂却又如此短暂。他孝敬老人、爱妻子、爱女儿，却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遗憾，此刻，我们家里甚至连张全家福都没有。
可恶的病魔选取了父亲后，父亲同病魔进行了坚强的斗争，他放不下兰考人民的“除三害”大业，病中的他仍坚持工作。他办公的时候，用一把刷子一头顶着肝部，一头顶着藤椅，时间长了，藤椅上顶出了个大窟窿！这把让千人万人落泪的藤椅，这把让江总书记都热泪盈眶的藤椅，至今仍保留在父亲的纪念馆里。
父亲去世前，向组织上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河岸上，我要看着兰考人民改变面貌。”由于种种原因，父亲的遗愿没有实现，他的灵柩安放在郑州烈士陵园。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发表，帮父亲实现了这一遗愿，父亲最后回到了他战斗过的兰考。迁坟这天，兰考县城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向父亲的墓地，悲痛的人们呼喊着：“老焦，你回来了。”
江总书记握住母亲的手，动情地说：“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
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啊！年迈的奶奶老年丧子，憔悴的母亲中年丧夫，我们姊妹6个幼年丧父，好像全世界的灾难都压在了我们的头上，而这些，全由母亲一个人咬牙挺了过来。为了父亲生前那份沉甸甸的重托，母亲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母亲徐俊雅性格内向，沉默少语，做事从来不事张扬。但母亲有文化，有潜力，任过兰考县副县长、县人大主任等职。她1950年与父亲结婚，两人共同生活了不到14年，父亲去世时，母亲刚刚33岁。
父亲的去世，使母亲的精神支柱一下子轰然倒塌。埋葬父亲的时候，她肝胆欲碎，几次往父亲的棺木上撞击，被身边的人死死拉住，我们姊妹几个连惊带吓，一个个围在母亲身边嚎啕大哭。过后，母亲常对我们说：“要不是为了老焦临终嘱托，我就随他去了。”
父母的感情很好，父亲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母亲心疼父亲，就把家务活全包了下来，在家里，她连一双袜子也没让父亲洗过。冬天天冷，为了让父亲多睡一会儿，母亲就把他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套起来，放在两层被子的中间焐热了再让父亲穿。父亲患病后期被病折磨得痛苦异常，母亲常常一个人躲到走廊上偷偷哭泣。父亲去世后的头几年，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浸泡中度过的。
我们姊妹多，各自之间相差两岁，像阶梯一样紧挨着。当时最小的弟弟才3岁多，加上奶奶、姥姥两个老人，一家9口全靠母亲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上级给我们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母亲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到街上去买鸡蛋，鸡蛋贩子接过母亲递来的10元钱，说一下子找不开钱，你能不能在那里等一下，我换开钱就回来找给你，母亲信了鸡蛋贩子的话，就在原地等他回来，哪知，等了好久，却不见那小贩的踪影，母亲这时才明白上了当。回到家来，她悲哀地哭了好几次，十元钱，在当时但是一大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
那个时候，我们最怕过春节、也最怕清明节。父亲去世后，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那几年，每年的除夕夜，母亲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大年初一给我们下完饺子后，她却不吃不喝地躺上一整天。我们心里清楚，母亲是在想念父亲啊！每到清明节，母亲手把着我们的小手给父亲扫墓的时候，她有几次哭得昏倒在父亲的墓前，不得不让人搀着她回家，那情景让每一个人都心痛。有时，哥哥没衣服穿了，母亲就流着泪把父亲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然后再用剪刀、针线把衣服改小，母亲边做活边流泪，有几次竟泪眼模糊得被针刺破了手指。在我的记忆里，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她始终牢记着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母亲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多年来，无论她住在哪里，她总是把父亲的遗像搬到那里，每日里总是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就这样苦守着父亲。我们家离父亲的墓地很近，只要她在家里，一早一晚她总是到父亲的墓地上走一走，在我们做儿女的看来，她和父亲有很多的话要说，要倾诉。
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每逢父亲去世周年纪念日时，儿女们会天南海北地聚到一齐纪念父亲。母亲每逢此时，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她经常给我们说：“你们要是做错了事，别人不会说你们是我徐俊雅的孩子，而会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所以，在外边你们必须要时时记住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更不要打着父亲的名号来为自己谋私，那样会糟蹋了你们父亲的一世英名。”“焦裕禄的孩子”这句话，在生活中像一把尺子，度量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一大家人没有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被别人说三道四。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兰考视察时，听了我对母亲这么多年来的状况介绍后，他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动情地说：“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总书记的话，使得母亲泪如雨下。
母亲今年72岁了，身体也渐渐地衰弱了，但她仍在为宣传父亲奔走忙碌，为教育下一代尽心尽力。她说，让更多的人了解父亲、学习父亲是她终身的工作。而我的父亲，长眠在兰考已经39年了，39年来，他的墓前有春天的桐花，夏天的麦穗，秋天的瓜果，冬天的苍翠，纯朴的兰考人民及慕名而来的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父亲，看着兰考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就应安息了。
我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兄弟姐妹6人，三男三女，如今最小的也人到中年了。身为焦裕禄的子女，我们有着英雄人物后人的光荣，但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难处。
英雄模范人物的后人，站在一个人人看得到的光环之下，我们的一举一动别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各种各样的目光有时也让我们很不自在。在父亲去世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变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些年，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仍踏实地生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这天，“焦裕禄精神过时了”的议论，也没有动摇过我们的信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理解了我们的父亲，越来越感受到父亲的伟大。
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们，同样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面临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种种生活中的难题。家中一样有人下岗，有人待业。虽然也有人当上了“七品”县官，但大多数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但是，生活中的我们无论过得好与不好，我们都不会挖掘父亲这座“金山”。
当年被父亲送进又脏又累酱菜厂工作的大姐守凤，早些年为了给孩子一个“机会”，提前退休，此刻她的儿子、儿媳都已下岗，至今一家三代仍在一齐吃老两口的“大锅饭”，大姐夫是复旦大学的老毕业生，但经受过生活磨练的大姐平静地应对着这一切，从来没什么怨言。
大哥国庆，此刻税务部门工作，他不但工作作风严谨，而且颇具大哥风度，他在部队时曾多次立功受奖。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他的事迹。他做什么事都十分认真，是我们的表率。有一次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叫焦国庆，他说：“我就叫焦国庆，一向都叫焦国庆”，其实他只要说一句自己是国庆节出生的就行了，但他就这么认真。此刻他惟一的女儿还待业在家。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但就应说我最幸运。我曾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的儿子余音喜欢音乐，得到过吴雁泽等老一辈歌唱家的指点，此刻的他已经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大三学生了。他说，他要把外公的艺术特长发扬光大。
从小深受父亲宠爱的妹妹玲玲，因为想甩掉“娇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守军，她1972年入伍，至今仍在部队里“锻炼”。从小就胆小的她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立过功呢！她的儿子去年考进了西南政法学院，成为焦家的第二位大学生。
老五跃进是开封杞县的县长，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小焦书记”。他是我们家“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其实他也是一步步干出来的，他干过生产队长、村团支部书记、乡长等职务。他思想新潮，敢想敢干，前年在北京王府井卖大蒜卖出了名气，之后又将大蒜卖到了国外，去年又把杞县的产品卖到了上海。
最小的弟弟也是从农村基层一步步走出来的。他下过乡，做过副乡长，凭着基层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和踏实肯干的品质，2000年被调进了省公安厅。他长相酷似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不到4岁，之后有位导演想让他演我父亲，因我母亲不同意只好作罢。他当过几年刑警队长，有勇有谋，曾让一些犯罪分子闻风丧胆。我们姊妹6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能够无愧地对父亲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
如今的焦家已经四世同堂，是一个27人的大家庭，这个家庭温暖幸福。父亲要是还健在的话，今年该是80岁了！父亲啊！您知不明白，这么多年，您的儿女们是多么的想念您啊！
党风廉政小故事（32）：
一只“胖信封”的故事
转眼到了岁末，民政局的潘科长听说县里又要提拔一批年轻的科级干部到局级领导岗位上去，顿觉烦躁不安。这些年，好多与他年岁相仿的局机关办公室主任、科长都提了副局长、局长或是镇乡机关的头头，可他在民政局里当了五六年的接待科长，却一向不见动静，实在是太丢人现眼啦！俗话说，健身靠运动，提拔靠活动，干坐在原先的位子上一动不动，这仕途怎能生动？他决定甩出去动一动！怎样动？这不是明摆着么，抱只小狗也得扔个饭团呢，何况是升迁这样的大事，他从银行里取出了一万元钱，塞进一只印有民政局落款的信封里。
准备了炮弹，接下来是寻找进攻目标。他舅舅贺旭去年升了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就应是个人选，可他发现舅舅自从正局提升为县纪委书记后仿佛变了个人，开口说“勤政”、闭口讲“廉洁”，没了一点人情味，跟他开口怕是凶多吉少难成大事。有了，他忽然想到，组织部上半年新任命的武红蕾副部长跟舅舅的关系不错，从舅舅口中，他隐约听说武红蕾的提升跟舅舅的竭力推荐不无关系。嘿，这不是明摆着的联络图么？
当天晚上，他怀揣着那只胖鼓鼓的大信封，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武部长家。没料，刚吃完晚饭正在收拾碗筷的武部长不认识他，干瞪着眼问他“你是……有什么事吗？”他只得尴尬地自报家门，说是个人有点儿小事，想打扰你一下。
这几天，为着提拔新干部的事，武部长家里的访客一拨之后一拨，今日这晚饭弄到六点多才吃正是来人络绎不绝之故，所以，这小科长一开口，武部长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可她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来人推出门外，只得耐着性子请他有话直说。
潘科长说，“武部长，我在接待科的位子上已干了五六个年头，对民政局的工作已了如指掌，熟悉透了，想换个岗位干干。”
武部长对潘科长开门见山讨官做十分反感，说，“你们科长换岗的事，得先跟局领导反映，局里有了打算，组织部门一般是尊重局里意见的。”她这样回答，等于把潘科长钉死在换科室上，回避并且堵住了提升之路。
潘科长见武部长有意回避提职之事，灵机一动，忙扛出一面大旗来，说，“这事我自己倒无所谓，就是我舅舅在那里烦，说我正年轻，让我使把劲呢！”
“你舅舅？你舅舅是谁？”武部长很快意识到这小科长的舅舅不会是个捏锄头或榔头的平头百姓，准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贺旭，贺书记呀！”
“哦……”武部长闻声暗自一惊：果然不出所料，原先是纪委的贺书记！使她困惑的是，很正气的贺书记怎样会鼓动亲属跑官要官呢？她觉得这事有点儿棘手，便不想与来人细谈，打算与贺书记交换意见后再作道理。
潘科长见武部长沉思了好一阵子，以为自己扛出的大旗把对方镇住了，便悄悄地将那只胖信封塞进沙发的软垫下，欣喜地起身道：“那好，武部长，我这就走了，我的事就拜托武部长了。”说完便喜孜孜地告别而去。
潘科长算是顺利地完成了“发送”胖信封的任务，当然，他没有想到，这只胖信封日后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这是因为，这些天刮起的跑官歪风早就引起了县纪委的注意，就在潘科长向武部长发送胖信封的那晚，纪委贺书记跟县委常委的领导们商议了迅速制止这股歪风的两个措施，一是试行运用公开选拔的办法替代以前的暗箱操作，二是教育那些掌实权的领导干部严格管住自己，严禁利用任用干部的机会结党营私或是私发横财。贺书记对新提拔上来的年轻副部长武红蕾关爱有加，他殷切地期望武红蕾这批新干部能经受住歪风邪气的考验。出于这个思考，跟常委们商议完后，他想跟武红蕾提个醒。
进了武红蕾的家门，贺书记直截了当地问：“红蕾啊，这几天，一些领导的门坎大有被踏塌之势，你那里还清净么？”
武红蕾因为潘科长那几句话对贺书记心存疑虑，冷冷地道，“清净？也不那么清净吧！”
贺书记急于把状况摸个一清二楚，问，“有没有跑官要官的？”
武红蕾最后沉不住气，脱口道，“贺书记，我很想明白，你这是在说心里话呢，还是走什么形式？”
贺书记动了肝火，反问道，“什么什么？你是说我是在跟你装模作样地说废话？”
武红蕾平静地说，“贺书记你别激动，你听我说么，今晚上，民政局有个姓潘的接待科长找上门来，他看准了局里的副局长位子，吞吞吐吐地要官帽子，我婉言拒绝了他。可他说他自己倒无所谓，是他的舅舅贺旭书记让他使劲的，或者说是你指使他上我这儿来的，因而，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那番话似乎不那么真实。”
贺旭闻言气得脸色铁青，半天才说，“这家伙，怪不得对中央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经历、升迁动态这么感兴趣，说起来如数家珍头头是道，活像个中央组织部的首长，原先他也有野心啊！他确实跟我提起过换岗的事，我让他在提高办事效率上加把劲，别那么暮气沉沉的，他却把劲使到这儿来啦！”
武红蕾听贺书记这么一解释，忙表示歉意，“贺书记，我错怪你喽！”
贺旭补充道，“武部长，我能够明确地告诉你，他是不具备提拔任用资格的，我当然不会纵容、支持他跑官，更不会指使他来找你！”
武红蕾深感自己刚才的态度有些过火，忙表态道，“贺书记，我全明白了，我没话可说了。”
武部长表示没话可说了，可贺旭书记仍有话要说，可他又觉得下面的话很难表述，想了半天，他还是说了，“武部长，这家伙上你这儿来，不知有没有……”说了半句，他又缩了回去，刚才两人已闹了误会，他真害怕再次闹僵。
武红蕾见贺书记欲言又止，劝道，“贺书记，你有话尽管说，吞吞吐吐干吗？”
贺书记这才说，“说出来，你不要有顾虑，我是想问问，这家伙有没有像过去毛主席说过的那样，向你施放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我这样刨根究底可全是为你着想。”
武红蕾闻言不假思索地道，“没有，绝对没有的事。”
听说没有，贺书记也放心了，他想，要是这外甥干了这等坏事的话，他决不饶恕他！
几天后，县委经再次研究，正式拿出民政局、广电局、计生局等几个副局级职务试行公开选拔。潘科长得到消息，觉得这只但是是走个形式，蒙蒙老百姓的眼睛。春节前夕，他顺利地透过了书面考试和面试。春节那几天，人们纷纷祝贺他起了官运，他也兴致勃勃，乐不可支。可节后一上班，组织部派人到民政局征求群众对潘科长提职的意见，人们的反映十分冷淡，都说他懒得出奇，不会做实际工作，是个只善于泛泛空谈的口头革命家。这样的人怎样能提升呢，他的名字很快从候选名单中刷了下来。
不久，经过严格的考试、调查和审核，全县首批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名单在县电视台新闻节目和县政府大院同时公布出来。落了榜的潘科长傻了！在困惑、愤慨之后，他便心痛起那只发送给了武红蕾的胖信封来。第二天晚上，他给武红蕾拨了个电话，向她索要那一万元钱。武红蕾反问他是不是因为落选脑子出了毛病？他在电话里吼道，“武红蕾，你不把钱交出来，老子跟你没完！”
这下轮到武红蕾副部长傻了！她确实没拿过他一分钱哪！这小子的话从何说起呀！情急之下，她跑到贺旭书记办公室商讨对策。
贺书记说他外甥小潘刚才也找过他，事情他已经明白了。他对武红蕾说，“红蕾呀，小潘那边，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了，他的行为是要理解行政和纪律处分的。你呢，你此刻是个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的正局级领导干部，你可要实事求是哦！”
武红蕾烦躁不安地说，“贺书记，你说到哪儿去啦？你要是对我有怀疑，那我可冤枉死了！”
“照你这么说，小潘那边有问题了？他信口胡编了这个事件？”
武红蕾说，“我根本没收过他一分钱，我能够用党性用人格做保证！”
见武红蕾的态度如此坚决，贺书记迷惑起来，他觉得小潘诬陷武红蕾的可能性不大，他没被提职也不敢编造这么大的谎言哪！那是要犯诬陷罪的呀！这武红蕾呢，也不像做了亏心事的样貌，那里边会不会还隐藏着其他的蹊跷过程？他迅速冷静下来，他不想制造一个新的冤假错案。他以平静的口气问道，“红蕾呀，你说过这些天你那里也不那么清净，你好好想想，这天晚上，还有谁来过那里？”
武红蕾想了想道，“那天晚上，他走了之后你来过，你怎样忘啦？”
贺书记说，“红蕾啊，你这话也太过分了点，难道我把这只胖信封拿走了？”
武红蕾忙说，“贺书记，我不是这个意思。”贺书记的话让武红蕾想起了那晚进进出出的几个人，其中有个名叫黄河升的影剧院经理简直是个无赖，这人原是县杂技团翻跟头的主角，因乱搞两性关系受过处分，杂技团解散后，凭着他与前任县领导的私交当上了县影剧院的经理。按理，像他这样的人能在这样的位子上混已经很不错了，可他竟也蠢蠢欲动，跑来要官，说是我县非党领导干部比较薄弱，可不可对他作些适当思考？听了这话，她正想当头给他浇一盆凉水，不想此时潘科长闯了进来，黄河升害怕撞见外人，迅即端起茶水跑到阳台上躲了起来。此刻武红蕾清楚地记起，潘科长走后，黄河升从阳台回到，就坐在潘科长落座的沙发上。
这事很快被调查清楚，那晚黄河升坐落沙发后就发现屁股下有个硬绑绑的东西，并且估计到是先前的客人偷偷留下的红包。幸好那一万元钱黄河升没舍得花，老老实实地存进了银行里。缴出钱后，他被开除公职，留影剧院做临时工。潘科长追回了钱却丢掉了科长的位子。
这事让武红蕾和贺书记感慨不已，武红蕾对贺书记说，“我没伸手，却差点闹得满城风雨，要是真有点不干不净的事，那还不闹翻了天啊！”
贺书记说，“是啊，当前这环境，做个勤政廉洁的好官不容易，因此，我们务必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多下点功夫啊！”
党风廉政小故事（33）：
勤俭一生—老舍廉洁故事
在北京的西城，有一个小胡同，叫“小羊圈胡同”。“小羊圈胡同”十分小，全是低矮的草棚一样的房子，住的老百姓都是些穷苦人家。每逢刮风下雨，小胡同里低洼的地方就成了水塘。冬天，那里奇寒无比，屋里和屋外一样冷，缸里的水常常冻得结成冰。那里的老百姓吃的东西，常常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有的人家长年只能从菜市场里找些烂菜叶子。
1899年2月3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老舍就降生在这个小胡同里。老舍上面有4个姐姐和3个哥哥，他最小。由于生活艰苦，长大成人的只有5个——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和老舍。老舍出生时是狗年，姑母就给他起了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小狗尾巴。老舍的妈妈靠拼命地给人洗衣裳，来养活一大家人。由于长年地洗衣裳，妈妈的手始终都是鲜红和微肿的。而晚上，她还要在一盏小煤油灯下，做白天接下来的缝纫活。过年了，老舍喜欢到大街上看人家放焰火，看人家穿新衣、戴新帽。每当他看到街上谁家又宰了两头大猪，谁家又弄了一大筐冬天看不到的水果，妈妈总是说：“孩子，我们家的饺子肉少菜多，是北京城最好吃的，不要去看人家的了。别看咱们家穷，可咱们要穷出志气来，让别人看到咱的腰不是泥做的，硬着呢。”穷要穷出志气来，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老舍的心里。
老舍上小学那年，已经出嫁多年的姐姐，给小弟弟做了一双新袜子。她兴高采烈地给老舍穿上了，看着弟弟一蹦三跳地去上学了。但是弟弟放学回来时，她发现弟弟的脚上却是空空的。她问老舍：“弟弟，你的新袜子呢”老舍从书包里掏出那双新袜子，说：“老姐，我一出校门就脱掉了，我怕穿坏了。我上学时穿，放学了就脱掉。姐姐，我要和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比学习，不是比阔气。”
第二天上学，老舍仍穿着以前穿的旧袜子，头抬着上学去了。走着走着，老舍想，我把鞋也脱下来，不就能够少磨些鞋底吗于是，大街上多了一个光着脚走路的小小读书郎。一天中午放学回到家，老舍问正在洗衣服的妈妈说：“有没有吃的”妈妈正在洗衣裳，头也没抬地说：“没有啊，我还没有时间做呢。”老舍听了，扭头又回学校去了。中午当别的孩子在玩耍，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埋头写作业，头也不抬地写，他期望这样能让自己忘记饥饿。下午上课，他仍然若无其事地和同学有说有笑。穷人的孩子个性看重自己的尊严，他不期望自己因为贫穷而被人看不起。
梅花香自苦寒来。老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培养了勤俭节约的精神，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当他功成名就之后，仍然持续着勤俭的好习惯。一次，朋友邀请他参加一个舞会。舞会是一个隆重的场合，穿着自然要讲究一些，但是老舍只有两套灰布中山装，洗过几次后，就显得旧了，穿在身上像个清洁工。老舍就穿着这套衣服进了舞会，他对投来不解目光的朋友说：“对不起了，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
老舍以是中国的大文豪，但他依然那么的勤俭，那么的廉洁。这都是儿时培养了精神。
党风廉政小故事（34）：
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必须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这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好处。因此，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清官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好处的十人作一简要介绍。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职责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个性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向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持续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思考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资料。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个性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十分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一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此刻，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向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必须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党风廉政小故事（35）：
林则徐拒贿拾遗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5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请林则徐到他的私邸参加宴会，并将一只精致方盒捧送给林则徐：“请大人笑纳我们的小小见面礼。”林则徐接过来打开一看，大红软缎衬垫上放着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10万英镑。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林则徐1820年赴湖北接任时，由襄阳发出《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1830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良乡县向广东省发出《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
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他是一位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而他那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和廉洁正派的作风，更值得后人久久怀念。
党风廉政小故事（36）：
丹心要学月月红
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在担任徐州知府时，以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执法严明著称，受到徐州百姓的称道和传颂。至今徐州城乡还流传着他不少的佳话。
苏东坡五十岁的时候，家人要为其祝寿，苏东坡一再制止，并嘱咐家人不准宣扬。谁料，寿辰这一天，来了一个送礼人，双手抱着一盆盛开的月季花，家人便问：“请问尊姓大名，有何事”来者说：“我叫赵钱孙李，来祝寿的。”家人听罢，奇怪地笑道：“那有这样的名字呢”来者说：“我本姓赵，右邻姓钱，左邻姓孙，对门姓李，知府大人今年五十大寿，大家推荐我送一盆月月红，给知府大人做寿礼。”家人听后，知是百姓心意，本想收下，但大人从不收礼，只好叫来者说出理由，那人思忖片刻，道出：“花开花落无间断，春去春来不相关。但愿大人常康健，勤为百姓除赃官。”家人把诗写在纸上，叫仆人把诗送给苏东坡看，让他来处理此事。不一会苏东坡出来，亲自收下那盆月季花，笑着咏诗道：“赵钱孙李张王陈，好花一盆黎民情。一日三餐抚心问，丹心要学月月红。”
后苏东坡虽赋闲回家，但他一生清正廉明、惩贪除恶的好名声却在民间永远流传。
党风廉政小故事（37）：
公孙仪：拒收甲鱼
公孙仪是战国时代鲁穆公手下的丞相。他喜吃鲜鱼，个性喜欢吃新鲜甲鱼。
在他刚当丞相的那段时间里，送鱼者纷纷上门。其中有人是衷心祝贺，有人是随大流捧场，有人则为了谋取私利。但不管抱着什么动机来送鱼，都被公孙仪一一回绝。
公孙仪有位故友，明白公孙仪身体瘦弱，甲鱼能够补养身体，就买了新鲜猪肝用来钓甲鱼。他在3天时间里钓了10多斤甲鱼，然后高高兴兴地送到公孙仪府上。公孙仪得知对方是来送甲鱼的，就颇为风趣地说：“甲鱼熬汤，味道鲜美，又可补养身子。是难得的好东西呀！”老朋友一听，认为公孙仪必须会收下，就说：“你我一往情深，这点小意思……”谁知公孙仪却笑着打断他的话：“老朋友，你想到哪里去了。甲鱼肉好吃，甲鱼汤好喝，可我要是吃了别人送的甲鱼，只怕要拴住我的手脚了。”对方赶忙解释道：“不会的，我不会给你添麻烦。”公孙仪正颜说：“既然这样，我若收下你送的甲鱼，岂不让世人议论你有行贿之嫌吗”公孙仪坚辞不受，老朋友只好把甲鱼带回去了。
公孙仪的弟弟对此很不理解。在一次吃饭时，他问哥哥：“你素来喜吃甲鱼，为何别人好心送来，你却不收呢”公孙仪说：“正因为我喜欢吃甲鱼，所以才不能收。吃几个甲鱼固然微不足道，但倘若我经常收别人的礼品，那就要落个受贿的坏名声，到头来连丞相的官位也会丢掉。到那时，为兄再爱吃甲鱼，恐怕也吃不成了。此刻我不收别人的鱼，倒还能够安稳地做丞相，多吃几年我爱吃的甲鱼。”其弟听了这番话，会意地笑了。
党风廉政小故事（38）：
李母量禀教子
唐代检察御史李畲之母为人清白廉洁。一次，李畲请人将禄米送到家中，母亲让人用斗量过，发现多出了三石，便问是怎样回事，令史回答说：“御史官的禄米在过斗时，按惯例是不要刮平斗口的。”李
母又问运费是多少，又答：“给御史送粮照惯例是不要给本钱运费的。”李母很生气，让他送回剩余的禄米及运费，并严厉责备李畲。李畲便追问仓官，并依法判其最，众御史皆面有愧色。
党风廉政小故事（39）：
手好不要钱
清乾隆进士王杰为人刚直敢言，不附权贵。当时和坤在朝中专权，大臣都不取得罪他。惟王杰每每与其据理力争。有一次，议政完毕，和坤有意戏弄王杰，拉着他的手说：“好白嫩的手啊!”王杰正颜厉色地回答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坤羞愧而去。古代廉洁小故事9：丹心要学月月红
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在担任徐州知府时，以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执法严明著称，受到徐州百姓的称道和传颂。至今徐州城乡还流传着他不少的佳话。苏东坡五十岁的时候，家人要为其祝寿，苏东坡一再制止，并嘱咐家人不准宣扬。谁料，寿辰这一天，来了一个送礼人，双手抱着一盆盛开的月季花，家人便问：“请问尊姓大名，有何事”来者说：“我叫赵钱孙李，来祝寿的。”家人听罢，奇怪地笑道：“那有这样的名字呢”来者说：“我本姓赵，右邻姓钱，左邻姓孙，对门姓李，知府大人今年五十大寿，大家推荐我送一盆月月红，给知府大人做寿礼。”家人听后，知是百姓心意，本想收下，但大人从不收礼，只好叫来者说出理由，那人思忖片刻，道出：“花开花落无间断，春去春来不相关。但愿大人常康健，勤为百姓除赃官。”家人把诗写在纸上，叫仆人把诗送给苏东坡看，让他来处理此事。不一会苏东坡出来，亲自收下那盆月季花，笑着咏诗道：“赵钱孙李张王陈，好花一盆黎民情。一日三餐抚心问，丹心要学月月红。”
后苏东坡虽赋闲回家，但他一生清正廉明、惩贪除恶的好名声却在民间永远流传。
党风廉政小故事（40）：
不私一钱
明朝时，嘉兴知府杨继宗清廉自守，深得民心。一次，一名太监经过那里，向他索要贿赂，他打开府库，说：“钱都在这儿，随你来拿，但是你要给我领取库金的官府印券。”太监怏怏走了，回京后，在明英宗面前中伤他。英宗问道：“你说的莫非是不私一钱的太守杨继宗吗”太监听后，再也不敢说杨继宗的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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